漂亮的小屋，碧绿的湖水……陈坚松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服装店里，挂着儿子陈宏龙留下的这幅拼图。9岁的小宏龙被白血病夺去了生命，拼图寄托着他对这个世界的眷念。 陈坚松一家生活在远近闻名的“电子垃圾镇”——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自上世纪90年代初，贵屿开始拆解从世界各地购进的废旧电子电器和塑料，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污染物也随之弥漫全镇。镇上大大小小的河涌都变成了黑黝黝的水塘，居民只能到临近镇子购买饮用水。 2007年4月15日，美国《环境科学与技术》杂志发表了香港浸会大学裘槎环境科学所黄铭洪教授研究组关于贵屿有机毒物污染的研究报告：贵屿土壤中二恶英类（dioxins）的含量明显超过美国、加拿大等国规定的限值。 二恶英类是一类毒性极大的有机物，具有致畸、致癌、致突变的作用。越南战争中美国大量使用的橙剂即含有二恶英类。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所傅家谟院士曾在2006年10月底举行的南沙科技论坛上透露，广州市大气中二恶英类的最高浓度已超过日本规定的限值，而广东某电子垃圾高风险区二恶英类浓度更是广州市的三四十倍。有媒体甚至称其为“全球空气最毒之地”。 事实上，二恶英类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污染不仅仅是贵屿镇或广州市的问题。2007年1月，深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建清博士发表在《臭氧层》（Chemosphere）杂志上的研究论文表明，珠江三角洲已经有鱼类的二恶英类含量超过欧洲标准，如大亚湾的红笛鲷。 傅家谟院士及其同事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的系列研究则提出，过去20年来，珠江三角洲多氯联苯等有机污染物的污染程度上升，与这一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而环保措施相对滞后密切相关。 面对贵屿电子垃圾拆解造成的严重污染，广东省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出了“变堵为疏”的策略。2005年12月,贵屿被国家发改委列入首批循环经济试点。 陈坚松是贵屿镇镇中心华美村的村民。在他看来，华美村这两年采取了改进拆解工艺等措施，污染排放已经有所缓解。 不过，在华美村周边的南阳、北林等村子，依然有很多家庭作坊采用简易、落后的拆解工艺。 2007年4月，笔者在汕头大学长江新闻学院首届“长江环境健康报道奖励计划”资助下，前往贵屿进行采访。这项奖励计划旨在推动中国媒体对环境健康问题的关注。 南阳村的一个作坊里，来自四川省古蔺县的杨朝华将线路板放在煤炉铁板上加热，焊锡熔化后，再用钳子取下线路板上的配件。和别的农民工一样，杨朝华连口罩都没有戴。到贵屿打工已经十来年的他知道拆解电子垃圾有害健康，但“每天40多元的收入总比在老家种地要好”。 在紧邻北林村的普宁市南径镇龙门村，一些“烧板”作坊甚至没有抽风的烟囱，整条大街充斥着刺鼻的臭味，几乎令人窒息。 香港浸会大学黄铭洪教授的研究指出，“烧板”是电子垃圾拆解过程中污染最严重的环节之一，会产生高剂量的二恶英类等有毒物质。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居民的健康状况可想而知。贵屿镇上开有多家诊所，几乎每家诊所都人满为患。好几位医生都说，这当中呼吸道感染的患者尤其多。 2007年3月28日，美国《环境与健康展望》杂志网络版刊登了汕头大学医学院中心实验室霍霞教授等人的一篇论文。据该文披露，贵屿镇儿童血铅值大于每升100微克安全值的比例高达88％，而临近的陈店镇这一比例约为38％。 呼吸道感染和儿童血铅值超标只不过是贵屿人健康问题的冰山一角，癌症已在频频袭击这个珠江三角洲小镇及其周边地区。 前面提到的贵屿镇华美村儿童陈宏龙，5岁时在汕头市中心医院被查出血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几年来耗掉了数十万元医药费。去年夏天，华美小学校长等多位热心人士曾组织募捐，送他到广州市的南方医院医治。但几个月后，医生们已是回天乏术。 离开医院后，懂事的小宏龙还惦记着遗失在病床的一个水瓶。他知道家里早已穷困不堪，“瓶子可以卖钱的”。回家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愿”。父亲陈坚松说，儿子不愿意死去。 在贵屿镇华美村，陈宏龙并不是唯一患上白血病的孩子。汕头市中心医院、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等医院的儿科均收治过华美村的儿童白血病患者。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林若玲说，这几年她就曾治疗过4名华美村的白血病儿童。贵屿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说，贵屿镇乃至潮阳区不时有人患上癌症，“包括当地的领导”。 不过，贵屿10多年来的环境污染是否已经造成癌症高发，仍属待解之谜。贵屿镇分管卫生和环保的副镇长陈辉通说，镇上并没有癌症发病和死亡方面的数据统计。在汕头市几家大医院，也很难统计近年来到底有多少儿童白血病患者和其他类型的癌症患者。 据林若玲分析，污染是否致癌需要长时间的跟踪研究，并且克服各种阻力；此外，贵屿有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患癌症后往往回老家医治，还有很多通过拆解电子垃圾致富的本地人要么已经搬离贵屿，要么看病时直接去了广州或深圳，都很难跟踪。 类似的困境在很多地方都存在。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及其同事绘制的“中国死亡地图”，从1991年至2000年，肺癌、肝癌、乳腺癌等疾病的死亡率继续呈现上升趋势。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2006年6月28日的全国加强免疫规划工作研讨会上称，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疾病登记系统，不能实时、动态和准确地反映居民癌症及其死亡率、死亡原因的变化，通过现有数据无法系统解释某一地区癌症或其他疾病的高发原因。 2004年前后，国内许多媒体报道了淮河流域出现的“癌症村”。2005年，卫生部专家组前往淮河流域重点地区进行恶性肿瘤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调查结果初步提示，淮河流域一些村落的癌症发病可能与水污染有关联。相关研究仍在继续。2006年年底，杨功焕研究员牵头的《淮河流域水污染与肿瘤的相关性评估》还得到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数百万元经费资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何兴舟研究员曾经参与过淮河项目的讨论。据他透露，尽管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高层领导的批示，专家组在淮河开展工作时还是困难重重，当地缺乏历年的肿瘤发病资料，污染方面的数据也不完整。 “环保局管的是污染，卫生部管的是癌症，什么样的污染造成什么样的疾病？污染和癌症两者之间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在国外却有专门的研究。咱们不是说以人为本吗？人命值钱啊，我们这方面的统计机制还远远没有到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2006年12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上这样说。 确定癌症高发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常常需要二三十年以上的研究。但在偌大一个中国，研究人员持续关注的癌症高发研究现场屈指可数：云南个旧锡矿肺癌高发与井下辐射污染，云南宣威农村肺癌高发与室内燃煤污染；江苏启东肝癌高发与饮用水污染；河南林州食管癌高发与饮用水污染…… 所幸的是，污染致癌等环境健康问题已经引起环保总局和卫生部等主管部门以及高层领导的重视。2005年1月，环保总局成立了专门的环境健康与监测处。2007年2月,环保总局又与卫生部联合制定了环境与健康工作协调机制。 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魏复盛院士介绍，淮河流域水污染与肿瘤研究正成为卫生部门和环保部门携手合作的范本之一，卫生部下属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要研究癌症是否高发，环保总局下属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则主要研究污染物的暴露评价和控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环境健康工作正在补课。美国早在1991年至1994年，就投资数千万美元开展二恶英类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评价研究。日本环境省环境与健康部2004年的经费预算则约合24亿元人民币。而国家环保总局2006年8月在全国环保科技大会上发布的一份交流材料透露，近30年来该局环境与健康科研投入不足1000万元。 环保总局的这份交流材料还提到环境健康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了切身利益，不愿承认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不仅不支持、不配合开展环境健康调查，对重大的事故还采取瞒报。 “我们保护环境，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魏复盛院士说，“但要想弄清楚环境污染与健康损害的关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广东汕头贵屿镇，一些靠拆解废旧电器发财的人已经迁到广州、深圳等地，但陈坚松一家仍然留在那里生活。小儿子的白血病耗光了全家的积蓄，年仅16岁的大儿子已不得不辍学在镇上一家私人电器拆解作坊上班。 华美村那些黑黝黝的水塘散发着阵阵臭味，附近的村子也不时飘来缕缕乌烟。陈坚松知道，如此肮脏的水和空气肯定对健康有害。他惟一的心理安慰是喝乌龙茶：“这里环境比较糟糕，喝茶可以解毒。”尽管他不清楚，这种说法是否有确凿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