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审计署广州特派办透露了广州增城土地案的详情，将该事件再次置于聚光灯下。 作为增城土地案的核心人物，梁培堃利用各种手段，编织了一张土地行骗的大网，以倒签日期等方式伪造各种材料，在当地国土部门的配合下，将低价征来的农田包装成闲置的建设用地，并以高价让当地土地部门回收，然后拍卖给开发商。利用这一系列的骗术，梁培堃骗取了1.45亿元的国家闲置土地赔偿金。 此前，广州增城土地案曾因涉案金额之巨、涉及土地面积之广以及违法手段之恶劣引起国内震动。 梁培堃的土地骗术 2005年2月，香港一开发商对增城市荔城街道一带表示出了开发兴趣，当时政府手中并没有新增建设用地的指标，无法批地，惟一的办法就是回收以前批出的闲置土地再进行拍卖。香港开发商的需求是3000多亩。 一个名为梁培堃的商人从中看到了发财机会。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利用各种手段开始构筑起一张土地行骗大网。 在这以前，梁培堃曾经利用旗下两个公司——增城市穗联房地产经贸公司和增城市金徽有限公司，在没有征用到有关土地的前提下，贿赂当时增城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涂改、伪造21份《用地申请表》，并在《用地申请表》上冒充当时增城市副市长的签批，将征地时间倒签，从而编造金徽公司、穗联公司早在1994年至1997年已征用增城市荔城镇迳吓五社1952亩土地的事实。 然后，梁又利用虚假资料向增城市国土部门违规申办了21宗土地的《建设用地批准书》，并分别于2004年6月24日、7月15日与增城市国土部门签订《收回闲置土地协议书》，以每亩4.3万元的价格将上述土地交由政府收回，骗取土地补偿款8396万元。 以上的操作手段无异于地产界曾经盛行一时的“空手套白狼”，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骗取闲置土地补偿金8000多万元。 当时，梁培堃手中掌握的闲置土地只有1000多亩，离政府要求的3000多亩还有很大差距，于是，他重施故技。这一次贿赂的对象是荔城街道办事处主任——黄士峰。 手法是从农民那里征地，通过打通征地部门的关系，补办用地手续，倒签成1999年以前的合法征地。为此，黄士峰还特意找到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主管征地工作的当地有关领导，在现有的土地资料上伪造1999年前的征地印记。 就这样，一批从来没有被征用过、尚未结清农民征地款的土地，被包装成了1999年以前合法征得的闲置土地，这为梁培堃和他的利益集团带来了巨额的利润。 然而，当地农民的一封检举信打破了梁培堃的美梦，揭开了增城土地腐败案的冰山一角。2006年，审计署广州特派办在调查后发现，增城市国土局一共从金徽、穗联等几家公司收回了4000多亩的闲置土地，其中，增城市财政按每亩4万元左右的价格共支付了1.45亿元补偿款。而这些补偿款通过几家公司最后都落入了梁培堃囊中。 利益分配弊端凸现 事实上，金额庞大、手法新奇的增城土地腐败案并非个案，因为土地腐败案件目前仍频频发生于国内的大小城市。 以广州为例，周边的从化、花都、番禺，甚至黄埔等区、市都曾有类似案件被曝光，番禺的华南板块便是一个典型。 在番禺撤市并区的前夕，原番禺区委书记梁柏楠批地约1700万平方米，造就了云集8个大盘的华南板块，但卖给开发商的地价仅约100元/平方米，梁柏楠则从中收受的贿赂金额180万元。而花都区原国土房管局局长谭斌也于2007年被控在任期内滥用职权乱批地以及受贿，违规批地6000多亩，造成土地款损失3.4亿元。 “土地制度的制定是比较严格的，但最终还是地方政府掌握着土地的处置权。”广东省土地学会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在现行的分税制下，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一级政府部门，因地区发展、政绩等需要，很容易发生权力寻租进而导致土地违法、腐败案件。 据了解，在很多城市，城市扩张带来的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发展，已成为地方财政预算内的支柱性收入，土地出让金则是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城市发展向农民要地”也已经是不成文的通例。 上述土地专家表示，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低价征地、高价出让，“确实是一种弊端”，无论是增城土地腐败案还是其他案件，利益受损的都是农民，征地补偿款和最后出让的地价总是差距巨大。 根据广州国土房管局的数据，去年，广州番禺区涉嫌违法用地面积达到11640亩，比上一年增长了3.5倍，违法用地形势严峻。 广州一位资深土地顾问透露，目前，土地违法手段有许多更新。例如，很多没有用地指标的地方政府，在开发商有拿地需求时，还是会先跟村民征地，然后由开发商先行支付征地成本，等到用地指标拿到后再进行土地拍卖，如果开发商最后无法竞拍到土地，当地政府则会补偿其之前支付的成本。 在业界看来，允许集体土地流转是解决目前土地利益分配机制缺陷、保障农民收益，防止土地腐败的方法之一。而农用地流转在重庆、天津等地的试验也被视为是一个积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