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水价上涨 成本分担引争议

　　蓝之馨 林小昭

　　涨6毛，还是涨7毛？

　　这是2月29日在广州水价调整听证会上讨论的两个方案的主要差别。4个小时的听证会后，虽然两种方案各有不少人支持，没有哪一个方案获得压倒性的票数，然而在“基本同意水价上涨”这一方向上，来自各行各业的24名听证会代表却达成了统一。

　　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永平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微博)》采访时表示，广州此番水价调整成功之后，可能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涨价潮。

　　多地水价上涨

　　计划上调水价的不只是广州市，全国许多城市都在酝酿或已经进行水价的调整。

　　2月1日，湖南长沙正式开始实施新的水价政策：城区(不含望城区)新的综合水价为2.58元/立方米，相比原来的1.88元/立方米，上涨幅度为37.2%。

　　武汉也在酝酿水价调整。武汉市物价局此前曾对媒体表示：“上半年将出台水价调整方案，五类用水收费将简化为三类，2月下旬将公布水价成本。”

　　此外，海口、桂林等城市也传出将上调城市供水价格并实行阶梯水价政策。

　　国家发改委价格副司长周望军2月28日对新华社表示，今年将推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完善农业用水价格政策，加大水价调整成本公开力度，简化水价分类，推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成本与价格倒挂？

　　对于水价上涨，多地给出的原因都是“成本提高”。

　　广州市物价局表示，供水成本与价格倒挂是一个大问题。近5年来，水资源费标准自2009年3月起由原来0.03元/立方米提高到0.12元/立方米，以及供水用电、原材料成本上涨，使自来水制水成本进一步上升。

　　与此同时，为了从根本上改善饮用水水质，提高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广州市中心城区先后进行了东江、北江、西江三大水源工程的建设以及水厂工艺改造等重大民生工程，投入较大，导致供水成本大幅度提高，自来水公司亏损较严重。

　　根据广州市物价局方面公布的《广州市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报告》，广州市自来水公司的供水定价成本为2.016元/立方米(不含税)，远高于广州市2005年批复的综合水价1.69元/立方米。

　　长沙市物价局也在调整水价时，附上了成本费用上涨的具体部分，除了供水成本上涨，还将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的处理费纳入其中。

　　不过，成本的提高是否必须全部由老百姓来埋单则引起外界深思。广东政协委员王则楚此前就公开认为，西江引水工程彻底改变广州饮用水源的状况，在所有亚运建设工程里最受市民称赞。只要折旧年限足够长，市民是愿意为此付出必要成本的。“但广州原本没有必要到那么远去取水的，是牺牲环境的经济发展让水源变得如此遥远。那么在经济发展中财政大幅增加的政府，是不是也应该为此付出必要的成本呢？”

　　对此，朱永平接受本报采访时也明确表示同意上述观点，认为西江引水的成本应该从水价成本定价里头拿掉。

　　朱永平同时提出了另一个观点，此次广州自来水公司申请提价，原因在于想借调价实现盈利，最终目的是上市。“上市不一定是坏事，能够促进企业改善管理，开源节流。我们只有这一家自来水公司，现在看来只能通过调整水价来扶持这个‘病人’。”

　　价格上涨谁说了算？

　　近年来，各地水价调整听证会频频举行，但往往听证会后，价格即告上涨，因此听证会也被戏称为“涨价会”。而在一些地方的听证会中，更是频频出现一些“听证帝”，让外界怀疑听证会根本无法反映老百姓的真正心声，而只是走过场。外界也不断质疑，水价调整到底谁说了算？

　　广州市人大代表、荔湾区金花街陈家祠社区居委会的区燕明说，市民们关心的不只是水价调的幅度，更关心为什么调，调整的依据是什么。

　　“水价调整当然是政府说了算，听证会不是决策会，听证会只是一个听取民意收取意见的平台，从来都是如此。”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告诉本报记者，听证会方案也是政府制定的，听证会有多大作用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如果政府做得好，就会通过这个平台吸纳一点民意，对方案做适当修改。

　　朱永平指出，舆论和民意不断质疑：物价局自行制定两个方案，自行举行听证会，最后自行定价，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最后听证会变成了打钩会。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认为，如果按照现行的国务院发布的政府定价听证会管理办法来看，目前的水价听证会已经基本迷失方向。他表示，以水价调整为例，必须首先明确物价局、水务局、供水企业、用户等多方主体的角色定位、权利以及责任范畴。

　　他指出，听证会就是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因此，听证会上有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相反大家都一致倒是不正常的。但是听证会不是水价决策会，最后的决策权在政府。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微博)教授表示，发展中国家资源品价改的关键在于透明和公平，要形成透明的定价机制、透明的企业成本和公平有效的补贴政策。

　　能源专家刘树杰也认为，对价格调整必须看得长远。刘树杰称，如果基础产业的价格过低，会导致对能源的需求过旺，还会导致供给不足。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渐行渐近，其间不仅仅是价格的调整，更为重要的是理顺价格的形成机制，让价格能够真正反映出市场需求。